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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福州9月13日电题：昙石山遗址为何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学说的力证？

——专访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董平

中新社记者龙敏 昙石山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被命名、福建省第一个被确认的考古学文化，是先秦时期闽台两岸海洋文化的源头。2021年10月，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昙石山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福建省唯一入选项目。

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董平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昙石山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福建史前文化树立了一个标尺，它将福建文明的历史由三千年前跨越到了五千年前，这里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学说在福建地域的强有力证明。

中新社记者：昙石山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怎样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

董平：昙石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至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址，于1954年发现，面积三万多平方米，文化堆积保存较好。

昙石山遗址。中新社记者王东明摄

目前，昙石山遗址共发现墓葬近百座和陶窑、壕沟、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具有地方特色，被考古界命名为“昙石山文化”，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和福建东部沿海地区。

五千年前，昙石山文化的先民，以闽江下游为中心，披荆斩棘，开拓洪荒；采贝海滨，逐鹿山林；农耕畜牧，制陶纺织；筚路蓝缕，创建家园，开创了八闽人文血脉的先河；更以拓展海洋的气度，冲破惊涛骇浪，往来海峡两岸，并成为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之一。

2001年，它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福建考古发展史而言，昙石山遗址发掘开启了新中国福建考古的第一篇章，是福建史前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成果最丰硕的遗址。

中新社记者：昙石山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哪些成果？

董平：昙石山遗址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地处福州市闽侯县甘蔗街道昙石村西北侧的小山上，紧邻闽侯县城，东距福州市区约20公里。

1954年1月，闽侯县第七区恒心乡昙石村(今甘蔗街道昙石村)的村民在这里修筑村子周围的闽江防洪堤坝时，不经意间挖出了一堆样式古旧而奇特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堆积很厚的白色贝壳等。同年4月，华东文物工作队指派专家勘查后发现，该遗址包含遗物复杂，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有进行深入探掘的必要，并将其命名为“昙石山遗址”。

经过10次考古发掘，昙石山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先后发现了壕沟、灰坑、祭祀坑、陶窑、灶、柱洞等大批生产和生活遗迹，还发现了80多座墓葬，出土了包括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贝器、陶器、玉器和原始瓷器在内的种类丰富、数量可观的文化遗物。

昙石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新社记者王东明摄

这些文化遗迹和遗物等考古资料，反映出昙石山遗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海洋性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先前不为人知的“闽族文化”，也因此被逐步揭开。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福建海洋文化是从昙石山遗址开始的？

董平：新石器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单纯的自然寄生者逐渐转变成自然改造者，人类开始减少对自然的依赖。昙石山的先民们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创造。

在昙石山遗址，一些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是福建目前年代最早、最具代表性和最成体系的，如贝器、陶釜等。

贝器是昙石山文化极为鲜明的海洋文化器物，就地取材，利用牡蛎壳制作各种生产工具，正是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从考古资料看，这些贝器有铲、刀、凿以及锛型器四种类型，其中又以贝铲、贝刀占绝大多数。

昙石山遗址出土的贝器。中新社记者王东明摄

昙石山文化的贝铲采用长牡蛎的壳制成。长牡蛎是牡蛎科中个体较大的一种，主要分布在潮间带及浅海的岩礁海底。大部分的贝器选用的都是较薄且平的右壳制作，这一时期石器的制作水平已比较发达，因此石器的加工技术，如钻孔、切割、磨制等，也被应用到贝器的加工上。在贝器上的钻孔均是双面对钻形成，采用的方法除凿击钻孔外，还有锥钻钻孔。

在当时背山面海的环境下，讨海经济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生产工具，贝器扮演了重要角色：贝铲可用于挖掘滩涂中的各类海产品，贝刀可以刮削动物毛皮、海产品的鳞片等。

陶釜是昙石山文化中最典型、出土数量最多的陶器。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熟食改善了人类的卫生条件，促进体质和大脑的发育，而熟食的器皿首推陶器。1996年底，考古人员在昙石山遗址的同一座墓葬里清理出了大大小小18件陶釜，数量之多极为罕见。纵观这些陶釜，不少底部都有火烧的痕迹，据此推测它们应该是炊具。不同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的多寡一方面说明昙石山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另一方面，可见几千年前处于江海交汇处的昙石山先民已经开始讲究“美食”，河鲜、海鲜分开煮，把食物烹煮方式细化。“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古今并无二致。”

陶釜承载着几千年来闽族独特的饮食文化，昙石山人这种向河海“讨食”和爱喝汤的饮食特性，在陶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也是昙石山文化区别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时代文化遗存的显著特征之一，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

昙石山遗址出土的陶釜。中新社记者王东明摄

中新社记者：昙石山遗址的发现，何以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学说的有力证明？

董平：1963年，考古学界将昙石山遗址中、下层出土的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代表的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命名为“昙石山文化”。1996年开展的第8次考古发掘，厘清了昙石山遗址的年代关系。

根据昙石山遗址的地层堆积、叠压情况以及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特点，结合考古地层学原理并通过科技手段进行考古年代测定后，专家认为，该遗址至少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和文化性质不尽相同”的四种文化内涵：第一期，这是人类最早在此处活动的时间，距今5500至5000年；第二期，这是昙石山文化中最重要、最核心、也是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一层，距今5000至4300年；第三期，距今4300至3500年；第四期，距今3500至2700年。其中，昙石山遗址的一、二期文化相当于中国北方的仰韶文化时期，三期相当于北方的龙山文化时期，四期则相当于商周时期。

由此可见，昙石山遗址是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主，兼有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前后持续时间达2500多年，其距今年代下限已接近中国正史中所记载的“闽越国”时期。它将福建文明的历史由三千年拓展到了五千年，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学说在福建地域的有力证明。

中新社记者：如何加强昙石山遗址考古，弘扬昙石山文化，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董平：昙石山遗址是福建古代海洋文化的摇篮，是先秦闽族的发源地，也是东南沿海早期人类劳动生息的缩影。它所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不仅对于东南沿海地区，乃至中华古代海洋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中，看到了闽越先人5000多年前在这里进行的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创造，这里有对当今福建饮食文化具有深刻影响的陶釜，也有反映闽台两岸文化交流的石制生产工具、与南岛语族相似的生活习俗。

昙石山遗址承载着新石器时代福建古文化的研究重任，对于史前航海技术、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未来将依托昙石山遗址，使其成为沟通海峡两岸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成为走出福建、连结闽台、走向世界的一个历史文化平台。

首先，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推动昙石山遗址考古取得更多成果。目前，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运用数字化技术，探索遗址保护与展示；通过数据采集，实现了昙石山遗址展示厅1050平方米考古发掘现场以及370件出土文物标本的数字留存，为遗址的下一步考古发掘打下基础。

其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2014年始，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就提出“跳出遗址探文化”的发展思路，围绕昙石山文化，深入开展其源流及分布状况的调查与研究；于2018年独立完成了“闽江下游流域史前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涉及10个县(市、区)，完整覆盖了整个闽江下游流域及中游的古田溪流域，基本摸清该区域史前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填补一个长期存在的学术空白。现在平潭南岛语族基地所在的上攀村遗址点就是由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发现的，为南岛语族的考古探源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三，推进昙石山遗址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昙石山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昙石山文化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讲好福建史前海洋文化故事；拓展研究思路，以昙石山文化为基石，探寻它与三明万寿岩、平潭壳丘头等重要考古遗址的关系，夯实福建文明以及海洋文化探源研究的基础，科学诠释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董平。中新社记者王东明摄

董平，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在文博一线工作30余年，长期从事陈列展览、遗址保护、博物馆学研究。主持昙石山遗址申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文化改革发展项目专家库成员，福建省文物博物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2018—2020年)。主编《闽江下游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海风山骨——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昙石山卷》等。